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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清朝时期的“国语”其实是满语,大清帝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就是《尼布楚条约》,《尼布楚条约》条约的正式

清朝定满语为“国语”,那为什么满语没有在全国普及开来?

清朝时期的“国语”其实是满语,大清帝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就是《尼布楚条约》,《尼布楚条约》条约的正式文本是用拉丁文、满文、俄文书写的,并不是用汉字书写的。根据留存下来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,我们可以知道,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,有大部分的奏折是用满文书写的,这一时期的奏折,一般分为单独汉文奏折、单独满文奏折与汉文满文同时书写的奏折,顺治朝的奏折以单独满文居多,康熙、雍正以后的奏折,以汉文满文同时书写的奏折居多,说明满文在乾隆朝以前的使用频率还是相当高的。


(清朝侍卫画像)


汉族士大夫在清朝中期以前,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,也必须学习满语,如雍正皇帝曾规定八旗汉军“如不能以清语(满语)奏对履历者,凡遇升转俱扣名不用”,年羹尧给雍正皇帝写的奏折有一部分是用满文书写的,从年羹尧留下来的满文奏折中,我们可以看出年羹尧的满文水平相当的高。


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,盛京将军琳宁在给乾隆皇帝写奏折的时候竟然不会用满文,全用汉文。琳宁的全名是爱新觉罗·琳宁,琳宁姓爱新觉罗,与清朝皇室同姓,且来自清朝的龙兴之地——盛京,但他却不会说满语,因而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。乾隆皇帝虽一再强调“国语骑射”,但却无法挽回满语的颓势。


作为大清帝国“国语”的满语,为什么到了乾隆中后期迅速走向衰微呢?这就不得不从汉字的特点和中国古代的识字率说起。


(乾坤皇帝骑马画像)


秦始皇实行了“书同文”,但却没有实行“语同音”。汉字是表意文字,汉语内部有各种各样的方言,但并不影响大家学习汉字,东亚各国,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,日本人说日语、越南人说越南语、朝鲜人说朝鲜语,但在中国古代,汉字却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,这就是说汉字可以被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的人们作为一种通用文字而使用。


清朝定满语为“国语”,实际上是以满文为“国语”,满文在清朝中期以前,只是在上层人士之中使用,并没有推向全国,惟一推向全国的可能就是康熙通宝、乾隆通宝这些铜钱上的满文,这也是当时的老百姓最经常接触到的满文,由于这些铜钱上的文字是满汉文字同时书写的,因此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在根本就不需要懂满文。


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社会如此发达的学校教育体系,老百姓中的大多数人不仅不认识满文,甚至也不认识汉字。所以中国古代识字率低的现象,严重限制了满文在全国的推广。当时的朝廷也没有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去普及义务教育,读书识字是少数人的专利,清朝统治者连推广汉字教育的能力都没有,何谈推广满文教育呢?


汉字是表意文字,不需要统一语音,在中国近代社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人的口语一直以来都是“南腔北调”,汉语的“官话”尚且无法推广,想想看,满语的口语如何在全国推广开来?


广东、福建等地的官员上朝时,清朝皇帝常常听不懂他们的方言,有感于此,雍正皇帝曾经在广东省和福建省推广汉语的官话,设置了正音书院,让读书人学习北京官话,但是收效甚微,在广东、福建推广北京官话难度如此之大,满语又如何在全国普及开来呢?


(雍正皇帝画像)


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,就是清朝统治者无法放弃使用汉字,汉字在古代的东亚是通用文字,汉字是文明的象征,承载着先进的文化、先进的科学技术,放弃使用汉字,等同于失去接触先进文明的机会,日本人、越南人、朝鲜人尚且不敢轻易放弃汉字,何况清朝皇帝呢?


清朝皇帝一方面定满语为“国语”,但却又不得不学习汉字,实际上造成了清朝中期以前,在上流社会出现过“双语现象”,满洲贵族需要学习汉字,汉族士大夫若想得到皇帝的重用,又需通晓满文,这种“双语现象”使得满语获得了发展的空间,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汉语的地位。


科举制度考的是儒家经典,儒家经典都是汉字书写的,全国的读书人读书认字必须学习汉字,汉语的地位更加无法动摇。


清朝定满语为“国语”,只是比较重要的官方文书中使用满文,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经常接触到满语,一种语言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广泛使用,显然是无法推广开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来,连盛京将军爱新觉罗·琳宁都不会说满语了,以致于乾隆皇帝不得不在八旗中实行“国语骑射”的政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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